鲜为人知！周恩来是党内军事先驱，这些开创性贡献改写军史

周恩来，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身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亦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功臣。新中国成立后，他始终担任总理一职，人们对他印象深刻的往往是其作为政治家、外交家的卓越贡献，以及他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民的好总理”形象。然而，对于他作为军事家的丰功伟绩，人们却了解不多。鉴于此，笔者搜集整理了他对我军各项事业所做出的开创性贡献，以期一窥这位伟大军事家风采的一角。

党内早年军事领导人之一

中共初创时期，尽管众多领导人倾向于支持暴力革命，但在理论探讨及实践操作层面，对于武装斗争的认识与筹备显得相当不足。自1921年党成立起，相当一部分党员并未深刻认识到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至关重要性。

“真正的革命，非得拥有极其坚强、组织严密的革命军队不可。若是没有这样的革命军队，军阀是无法被击败的。”

自1924年至1927年，中国共产党逐渐深刻认识到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1924年10月，中共广东区委正式成立军事委员会，亦称为军事部。该部门最初由张伯简领导，随后在同年11月，周恩来接任部长一职。这标志着中共最早成立的军事工作机构的诞生。

在1924年，周恩来肩负使命，从欧洲踏上归途。彼时，他正身兼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重任。

自1924年11月起，周恩来便肩负起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重任，此后一直致力于军事事业。1926年12月，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委员。翌年2月，中共中央与上海区委联合召开联席会议，决议发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并设立特别军委（亦为上海区委军委），周恩来被任命为特别军委书记。1927年5月至7月，中共五大闭幕之后，周恩来出任中央军事（军人）部部长及中央军委主任，紧接着，他亲自领导了南昌起义，而中央军事部的日常事务则由王一飞接手。8月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周恩来继续主管中央军事部的工作。1929年8月24日，中央军委主任杨殷不幸被捕并英勇牺牲。次日，即8月27日，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兼任军事部部长与军事委员会主任。自此，直至1930年12月，周恩来一直担任中央军事部部长一职。

1930年2月，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作出了一项重大决策：将中央军事部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合并，统一更名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并直接隶属于中央政治局。起初，关向应被任命为书记，但到了同年8月，这一职务由周恩来接任，他一直担任此职直至1931年12月。紧接着，在1932年6月，苏区中央局作出决定，委托周恩来负责并指导革命战争的全面动员工作。10月，周恩来又被赋予领导战争的总责。在此期间，周恩来还先后担任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以及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在1927年至1933年9月共产国际顾问李德抵达苏区之前，这近七年的时间里，周恩来一直是中共中央早期军事工作的核心领导者。

领导创建中共直属的第一支武装部队。

1924年10月，周恩来被任命为中共广东区委（亦称两广区委）的委员长并兼任宣传部长。尽管他仅担任此职务短短三个月，却引领广东区委完成了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创建了“大元帅府铁甲车队”。正值孙中山平息广州商团叛乱之际，周恩来在党内率先倡议，应把握广州市内混乱的时机，组建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鉴于当时形势，此构想需得到孙中山的批准。周恩来亲自拜访孙中山，提议成立一支革命武装，所需经费与武器由中共自行筹集。孙中山毫不犹豫地予以同意，并赋予了“大元帅府铁甲车队”这一称号。

为构建铁甲车队，周恩来精选了黄埔一期毕业的共产党员徐成章（担任队长）、周士第（任副队长，继任队长）及赵自选（担任军事教官）三人，作为军队的指挥核心。此外，他还从中共两广区委调来了廖乾吾（担任党代表）和曹汝谦（担任政治教官）两位政工干部，共同构成骨干力量。周恩来还从孙中山的卫队中调拨了莫奇标和高超，并从其他渠道招募了黄华然、周子昆、戈尚治等人，并吸纳了超过一百名战士。这些战士主要来自广东区委，他们是从广州、海南、东江等地的农民和工人中挑选出来的革命青年。1924年11月，“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宣告成立，编制上直接隶属于大元帅府，下辖三个排，总人数达142人。这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直接掌控的首支武装力量。25年后，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之际，铁甲车队最初的五名党员干部中，仅有周士第（开国上将）一人幸存，其余四人英勇牺牲。为此，周恩来特别叮嘱周士第要将这段历史记录下来。

1925年7月1日，大元帅府的铁甲车队正式更名为国民政府的铁甲车队。同年11月，广东区委以这支铁甲车队为核心，吸纳了黄埔军校的部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学员以及新兵，将其扩充为一支正规化的陆军团，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第4军12师，编为34团。全团兵力超过2000人，共产党员叶挺出任团长。至1926年2月，该团番号调整为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亦称为叶挺独立团。独立团内部设立了党支部，以确保中共对其的领导地位。该党支部不隶属于第4军政治部，而是直接接受中共两广区委、军委的领导，向周恩来汇报工作。这支部队是完全由中共独立掌握，装备水平与当时国际标准相近的正规化部队，其干部的任用和调动均由中共自主决定，不受国民党方面的约束，干部队伍中绝大多数为共产党员。叶挺独立团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直接指挥的第一支正规化军队，同时也是首支设立党支部的部队。

领导开启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

1927年春末夏初，蒋介石与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对共产党人进行大规模的屠杀。面对这一危机，中共在7月下旬果断决定在江西南昌发动武装起义，并成立了由周恩来担任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在委员会的领导下，经过紧张的筹备，8月1日，南昌起义正式爆发。由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的，中共直接领导和影响的约两万军队，在周恩来等人的指挥下，经过超过四个小时的激战，成功歼灭国民党反动军队三千余人，并占领了南昌城。起义胜利后，革命委员会成立，发布了宣言，并提出了革命政纲。南昌起义令国民党反动派震惊，蒋介石、汪精卫急忙调动军队，对南昌进行包围。8月3日，起义部队按照预定计划撤离南昌，向赣南进发，目标是广东，意图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并控制出海口，争取国际援助，随后再重新北伐。尽管在行军过程中取得了一系列胜利，攻占了多个城市，但由于缺乏经验，长途跋涉，且未能与江西西北部的农民运动有效结合，起义部队在9月底至10月初的潮汕地区遭遇了敌人的优势围攻，损失惨重。幸存下来的武装力量，一部分转移至海陆丰地区，与当地农军汇合；另一部分则在朱德、陈毅的带领下转战湘南，并于1928年4月抵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

1927年，周恩来在领导上海工人进行第三次武装起义之际。

在大革命遭受挫败之后，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果断确立了实施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的总体战略，这标志着中共在独立领导土地革命方面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并成功解决了中国革命道路这一关键问题。南昌起义作为首次践行党的总体战略的伟大行动，尽管由于多种因素最终未能成功，但它却吹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号角。自此，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独立领导革命战争、构建人民军队以及武装夺取政权的历程。

南昌起义所缔造的三个军，即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第9、11、20军，构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雏形。在这场起义中，第9军由韦杵担任军长（韦杵为国民党员，虽未参与起义，但其名字被列入名单以示争取），副军长为朱德，党代表则是朱克靖；第11军则由叶挺出任军长，党代表为聂荣臻；而第20军则由贺龙领军，党代表为廖乾吾（后于南下途中上任）。

最早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土地革命战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然而中共党人并未屈服，他们勇敢地探索着中国武装斗争的道路。周恩来同志便是这些杰出代表中最突出的一位。自六大以来，周恩来同志不仅担任了中共中央实际工作的主持者，更是中央军委的核心领导者之一，同时也是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首要领导者和组织者。他在革命实践与理论上的深入探索，对全党全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重大的意义。

1927年5月，周恩来到武汉后，在中共中央负责军事工作。6月，他两次提出湖南暴动计划，但没有被陈独秀采纳。7月，中共中央改组后，周恩来成为中央临时常委会成员，他竭尽全力把党的工作重心从政治斗争转到军事斗争方面来，不仅从思想上，而且从组织上使中共做好应付突发事变和进行武装斗争的准备，拟定切实计划，准备发动湘、鄂、赣、粤秋收起义，开展土地革命。南昌起义之后，周恩来回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岗位，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指导创建工农红军，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斗争。他及时把各地创造出来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和斗争经验转发给各根据地的红军，指导他们坚持农村的游击战争，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时，保存革命力量，坚持武装斗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明确提出“乡村中心”的思想，为推动“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形成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在总结大革命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经验教训，以及各地工农红军创立过程中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初步总结归纳出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以及一整套新的政治工作制度，并迅速推广到全国红军中。在周恩来主持下，全国红军建立了统一的序列，到1930年3月，红军已有第1军至第13军共13个军，全国红军组建了军团，统一了编制，建立健全了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工作制度和党的工作制度，以及士兵委员会制度。这些为红军实现从游击战为主向运动战为主的军事战略转变，顺利进行反“围剿”战争，做了组织上的准备，从而使红军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

制定颁布首批军队建设条例

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共仍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组织存在。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工农红军的建设给予了热情的指导，并多次向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提出宝贵建议。中共中央对此进行了多次深入讨论，并付诸实施。1930年5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召集了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会议就红军的任务、战略战术、编制组织、政治部及政治工作、政治委员制度、士兵委员会，以及红军内部的党的工作等方面，形成了具体的决议案。

遵循共产国际的指导，中央军委委托周恩来主持，精心制定了红军的系列条例与制度。当年8月，刘伯承学成归国，抵达上海，随即被中央任命为参谋长，并投身于全国范围内的武装起义的策划工作。同年秋季，叶剑英亦自莫斯科归来，抵达上海。周恩来特意安排他与其他先行归国的刘伯承、傅钟、李卓然等同仁携手，负责翻译苏联红军的步兵战斗条令与政治工作条例。这些翻译成果，遂成为我军历史上首部步兵战斗条令和政治工作条例。

进入十月下旬，中共中央正式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制草案》、《中国工农红军编制草案》、《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以及《中国工农红军纪律条令草案》。这批文件构成了人民军队成立以来，中共中央首次发布的系统性军队建设规范。这些条例的制定，是在借鉴苏联国家及军队的相关条例、条令，结合北伐战争时期的实践经验，以及总结中国工农红军自身经验的基础上完成的。其中确立的某些编制和设置，对军队建设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部分规定至今仍在沿用。比如，在政治工作暂行条例中，明确规定了部队政治主官的称谓：连级单位称为政治指导员，独立营及以上则称为政治委员；团级政治机关称作政治处，而全军最高政治机关则被称为总政治部。尽管部分条例在内容上存在对苏军规定的生搬硬套，与我国工农红军的实际情况并不完全契合，但该条例的颁布无疑为红军在编制、纪律、政治工作等方面提供了统一的准则，标志着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开始以条例和条令来规范军队建设，推动了人民军队向正规化发展的步伐。

首次将瓦解敌军的工作正式纳入中共中央的决议之中。

瓦解敌军，历来是中共兵运工作的核心任务。周恩来对此始终给予高度重视。早在东征时期，他就精心策划，组织了一批广西籍战士成立宣传队，专司瓦解广西军阀之职。南昌起义之后，他赴上海担任党中央工作，对中共在国民党军队中的秘密工作给予了极大关注。他下令中央军委在上海秘密举办多期兵运训练班，旨在对投诚或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兵进行培训，以便他们回到国民党军队中开展兵运工作。他将袁汉澄、王超、李肃等派遣至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最终促成了该部在宁都发动的暴动，并建立了红五军团。随着红军反“围剿”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瓦解敌军的工作显得愈发关键。周恩来在致红军的指示信中多次强调，必须高度重视争取国民党军队中的士兵和下级军官。1931年2月，他起草的《给中国红军及各级党部训令》中，不仅将瓦解敌军工作定位为秘密任务，更将其视为红军的基本职责，强调“必须运用红军全体人员和政治机关，展开对国民党军队的瓦解工作。通过传单、标语、联欢会等形式的政治宣传，争取士兵群众，并对俘虏进行适当的工作。派遣红军专门工作人员潜入敌军，组织兵变、煽动倒戈、侦查、扰乱和破坏敌后等，所有这些手段，红军均应充分利用。”为进一步强化瓦解敌军工作，周恩来还起草了《对于目前兵运工作的决议》，并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决议明确指出，兵运工作对于击破国民党军对苏区和红军的“围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要求党和所有革命组织必须在敌军中开展破坏和瓦解工作，争取士兵群众转向革命阵营。这是周恩来首次将瓦解敌军工作正式写入中共中央决议，并使其成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之一。

党内红军首反间谍、密码专家

周总理在上海周公馆。

作为中共中央军事领导核心，周恩来对情报工作尤为重视。1928年春，他建立起首个反间谍网络，杨登瀛（鲍君甫）作为陈立夫的亲信、国民党中央驻沪特派员，贡献了大量关键情报，有效防范了党的机关遭受破坏，成功营救战友，并肃清了内奸。为加速信息与情报的传递，1928年5月起，周恩来着手建立无线电通讯系统。他派遣毛齐华赴苏联深造无线电通讯技术，并从军委调集李强、张沈川等人在沪西极司非而路福康里九号租赁三层楼房，研究无线电技术。1929年10月，成功研制出第一套收发报机，并培训出首批报务员，在上海建立了党的首个秘密无线电台。1930年1月，上海党组织与香港党组织之间建立了电讯联络。1931年9月，上海中共中央与中央革命根据地正式开通无线电通讯。周恩来还指示李强、张沈川等人组织培训班，为党和红军培养了一批无线电通讯技术骨干，并将他们分派至各地红军。如涂作潮、伍云甫、曾三等被派往中央苏区；王子纲、蔡威、宋侃夫等被派往鄂豫皖苏区；喻杰生等被派往湘鄂西苏区。他们与红军的电讯人员并肩作战，建立了红军无线电通讯体系，并逐步构建起中央与各地红军、各地红军相互间的无线电通信网络。为确保无线电通信安全，周恩来极为重视机要工作，其核心即为密码。他亲自编制了中共和红军的第一本密码——“豪密”，以他的化名“伍豪”命名。周恩来堪称中共和红军最早的反间谍专家、密码专家。

合作积累我军伏击战宝贵经验

1932年岁末，蒋介石调集了五十万精锐之师，将兵力分为左、中、右三路，对中央苏区发起了第四次“围剿”行动。陈诚负责指挥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承担起主攻的重任。在此之前，由于中央苏区“左”倾领导层对军事事务的直接干预，毛泽东遭受了错误的指责与批判，不得已离开了红军的行列。此后，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便由周恩来接任。

周恩来 长征后

周恩来与朱德亲赴前线，亲自指挥战斗，他们坚持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战中寻找战机，捕捉并利用敌人的弱点，逐一击破，最终予以歼灭。然而，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却命令红一方面军强行攻占被重兵把守的南丰城，意图先发制人，粉碎敌人的“围剿”。面对这一错误的作战策略，周恩来与朱德多次提出异议，却屡遭驳斥。1933年2月12日，红军发起对南丰城的强攻，激战一整夜，却未能攻克城池。陈诚得知红军围攻南丰后，迅速电令陶峙岳坚守城池，同时急令驻南城的许克祥第24师火速驰援，并命令中路军各纵队迅速向南推进，特别要求罗卓英率领第1纵队的第11、第52、第59师迅速集结于宜黄地区，意图在南丰城下合围红军。22日，周恩来与朱德察觉到南城国民党军的增援，认为若继续强攻南丰城，红军必将遭受重大损失，于是果断决策，将强攻南丰改为佯攻，以迷惑敌人，同时主力秘密转移，准备迎击援军。随后，通过运动战将陈诚的三个纵队分隔至两个相距较远的区域，为红军集中优势兵力逐一歼灭敌人创造了有利条件。26日，国民党军向黄陂推进，进入红军的伏击圈。经过28日和3月1日的两次激战，国民党第52师、第59师几乎被全歼，两个师的师长李明、陈时骥被俘。

以第二纵队作为前纵队，而第一纵队的剩余力量与第三纵队的第五、第九师则组成后纵队，总计六个师的兵力，层层递进地向广昌地区展开搜索，急切寻求与红军主力决战。朱德、周恩来命令红11军进驻广昌西北地区，摆出一副保卫广昌的姿态，以此诱使敌军前纵队加速南行，从而拉大国民党军前后两个纵队之间的距离；与此同时，红军主力秘密北撤，准备对敌军力量较为薄弱的后纵队实施侧击。3月20日，敌第九师抵达红军预设伏击的草台岗、徐庄一线，至21日，红军成功围歼了这支敌军。

黄陂、草台岗两役，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我军共歼灭敌人近3个师，共计2.8万人，其中包括陈诚指挥的最精锐的主力部队，缴获枪支超过一万支。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行动至此基本遭受挫败。周恩来与朱德同志携手，首次为我军开创了大规模兵团伏击歼敌的宝贵先例。他们依据敌情变化，巧妙地运用佯攻或伪装主力转移的策略，迷惑并调动敌人，秘密集结庞大兵团兵力，选取有利地形，出其不意地对敌军某部实施猛烈攻势，迅速击溃或消灭其一部。这种大规模兵团伏击歼灭战的胜利，在红军历史上尚属首次。

我军最早军事指挥小组要员

从左至右，李德、博古以及周恩来。

1934年4月，广昌的失守标志着中央红军无法再击退国民党军队发动的第五次“围剿”。进入5月，中央书记处果断决策，着手准备将中央红军的主力从根据地撤出。为了精心部署这一战略转移，书记处会议决定组建一个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构成的“三人团”。在团队中，博古主掌政治方向，李德负责军事决策，而周恩来则负责监督军事准备工作的执行。自那时起至遵义会议召开前，“三人团”成为全党全军的核心领导力量。然而，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长征初期红军遭受的重创，广大指战员对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指挥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为纠正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的“左”倾错误，1935年1月，红军抵达贵州遵义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对博古、李德的军事错误进行了严厉批评，并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改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此举取消了此前在长征途中设立的“三人团”，并将最高军事指挥权交给了朱德和周恩来，其中周恩来被党内指定为军事决策的最后决定者。在行军过程中，又决定让毛泽东成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助手。鉴于战场形势的瞬息万变，以及指挥决策的集中化需求，毛泽东建议重新成立一个“三人团”来全面负责军事指挥。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和苟坝地区，一个新的“三人团”应运而生，成员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周恩来担任团长，全面负责军队的行军和作战指挥。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这个军事指挥小组成为了中央最高领导机构。

筹划我军抗战首胜

自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工农红军遂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于1937年8月下旬完成了改编任务，随即奔赴山西战场。进入九月，八路军更名为第十八集团军，纳入了阎锡山的第二战区指挥体系。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的特派代表，于9月7日与彭德怀、徐向前一同赶赴代县太和岭口的行营指挥部，与阎锡山等人会晤，共同商讨一系列关键事宜，并协助阎锡山制定了第二战区的作战策略。至21日，周恩来与朱德再度前往太和岭口，与阎锡山继续会商八路军入晋后的行动区域、作战方针、指挥链、补给计划，以及平型关、雁门关的防御措施，并深入研讨了平型关战役的具体部署。双方达成共识，决定在平型关协同作战，八路军115师将深入敌后实施侧击，而晋军第71师则正面进攻团城口，以期在平型关一带围歼日军。

此刻，日军沿着平绥路西进，攻克了大同，随后分兵两路，直指雁门关和平型关一线，意图逼近太原。22日，日军发起了对平型关等关键阵地的猛烈攻势，第二战区的守军英勇抵抗，战斗异常惨烈，双方伤亡惨重。日军连续三天强攻，却未能取得进展，遂急速向第5师团师团长坂垣征四郎发电请求增援。为了阻止日军突破平型关的防线，阎锡山命令傅作义率领两个旅团增援，同时致信朱德，请求八路军协同作战。

为协助友军作战，抵御日军的进犯，周恩来与朱德与阎锡山商议后不久，即9月23日，八路军总部下令第120师火速从西侧驰援雁门关；115师则从东侧与友军并肩作战，对自灵丘前来增援平型关的日军展开攻势。在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的指挥下，115师受命开赴平型关地区集结待命。次日，周恩来致电洛甫、毛泽东，报告称日军正集中主力猛攻保定，一部兵力袭击平型关，另一部占领左云。115师在广灵、灵丘以南的平型关附近静待时机，宋时轮支队展开东北方向的游击战。周恩来发出该电报的次日，平型关战役随即拉开序幕。115师主力从9月24日晚开始，冒着雨势，彻夜潜伏在平型关东北通往灵丘的公路右侧高地。25日黎明时分，进攻平型关的日军第21旅团一部及辎重车辆和后卫部队，相继步入我军设下的伏击圈，115师随即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共计击毙日军逾千名，并摧毁所有辎重车辆。平型关战役不仅成为华北战场中国军队首次主动出击并取得的大胜，也是我军抗战史上的首场重大胜利，一举破除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提振了全国人民的士气，提升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同时挫败了日军的侵略野心。身处前线、作为中共中央代表的周恩来，在平型关战役的策划与发起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制作首面八一军旗

中国军旗

五角星及“八一”二字应使用黄色，旗杆需绘有红黄相间的旋纹，旗顶应装饰上红缨枪的矛头，并配以红穗，以此寓意人民军队的起源。总部依照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经过反复研讨，最终确定了军旗的设计方案，并于1949年夏初制作出了第一面八一军旗。周恩来同志亲自将这面军旗送至毛泽东同志的住所，并详细汇报了制作过程，毛泽东同志对此表示了满意。1949年5月27日，周恩来同志批示同意，并于6月15日公布了中央军委关于颁布军旗的命令。命令中言明：“军旗象征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自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诞生以来，历经风雨，正以璀璨的星光照耀着全国”。自那时起，“八一”军旗正式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