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毛主席参会突然停下脚步，盯住叶剑英前妻感慨：你都变了

#优质好文激励计划#1953年4月，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里人头攒动。毛主席走向妇女代表队伍时，脚步忽然停了下来。他盯着队伍中的一位女性，湖南话脱口而出：“这不是那个阿……阿……阿曾吗？！”

这一声”阿曾”，瞬间拉近了领袖与同志的距离。

曾宪植早就看见了毛主席，听到这熟悉的称呼，她爽朗地笑了。立正，用同样的湖南腔回应：“报告主席，我正是那个阿……阿……阿曾嘞！”

毛主席开怀大笑，握着她的手说：“阿曾嘞，你们的这支娘子军怕是打不过曾文正公的那支湘军吧？”曾文正公就是曾国藩，是曾宪植高祖曾国荃的哥哥。

曾宪植立马收起笑容，认真回答：“打得过！打得过！肯定打得过！”

话说得斩钉截铁，气势十足。

接见结束后，毛主席准备离开。曾宪植跟着走了几步告别，毛主席有些感慨地说：“自从进了城之后，你们都不来看我，我们见面就少喽。好不容易这一见，我发现阿曾你变了。”

看着曾宪植疑惑的眼神，毛主席笑着解释：“你变成了老曾喽！”

曾宪植哈哈大笑，回应道：“主席工作忙，我也不便打扰。”

毛主席却说：“不对吧，我看是有个鬼吧？有个门禁森严的鬼吧！”他边说边用手在空中划了个大圆圈，语气里带着几分无奈。

这番对话看似轻松，却道出了新中国成立后工作制度的变化。连毛主席都感慨老朋友见面难了。

说起曾宪植，那可真是个传奇人物。1910年1月23日，她出生在湖南双峰县荷叶镇的曾府。这个曾府可不是一般人家，她是曾国藩弟弟曾国荃的玄孙女。

曾家到了曾宪植这一代，真是人才济济。哥哥曾宪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后来还拿了英国伦敦大学的理科硕士学位。弟弟曾宪柱是华西大学毕业的。姐姐曾宪楷更厉害，湖南大学文科学士，燕京大学硕士，后来成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

家里兄弟姐妹都这么优秀，曾宪植却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

6岁时，她进了长沙古稻田师范附小。13岁那年，考入了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学校校长是徐特立，就是毛主席的老师。

在学校里，曾宪植不但成绩好，还是篮球队的主力。那年头，女孩子能进学堂读书就已经很新鲜了，打篮球就更少见了。她这叛逆的性格从小就显露出来了。

徐特立对这个学生印象深刻。1924年他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后，创办了长沙女子师范学校。在他的影响下，曾宪植开始接触进步思想。

1926年底，国民政府军官学校武汉分校开始招收女学员。这在中国军事教育史上还是头一回。徐特立一听到这消息，立马想到了曾宪植。

曾宪植瞒着家人偷偷报名。近200名考生竞争，她名列前茅，成了中国第一批女兵。从此，这个曾府千金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黄埔军校，曾宪植完成了从学生到战士的转变。1927年5月，她和同学们参加了攻打夏斗寅的战斗。7月份军校办不下去了，女生队提前毕业。

有的女生回家了，有的转入地下，曾宪植坚决不回家。她说：“第二方面军军医处要人，我就去了。”

就在这时，她遇到了叶剑英。

“你就是特立先生口中的投篮强手吗？”这是叶剑英对她说的第一句话。那时候女孩子和男孩子一起打篮球，确实够叛逆的。但正是这份叛逆，让叶剑英对她有了好感。

1927年12月，曾宪植跟着叶剑英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两人转到香港继续从事地下工作。

1928年春，不满18岁的曾宪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与叶剑英结婚。

新婚燕尔，本该是最甜蜜的时光。可是革命年代哪有什么蜜月期？没多久，两人就因为工作需要分开了。组织上原本安排他们一起去苏联留学，结果名额超了。曾宪植主动让出名额，独自去了上海。

在上海，曾宪植以学生身份做掩护，进行地下工作。1929年5月，因为参加反政府示威游行，她被抓了。敌人严刑逼供，想从她嘴里套出党的机密。但这个看起来柔弱的女子，意志坚如铁石，什么都没说。

后来组织营救她出狱，又派她去日本留学。结果在日本又被抓了一次。好在她的家庭出身显赫，日本人对曾国藩的后代还算客气，最终无罪释放。

1931年回国后，曾宪植终于和叶剑英见了面。组织上安排他们去中央苏区，结果又出了问题。有人说曾宪植长得太漂亮了，容易引人注意，过不了国民党的封锁线。于是夫妻俩又得分开，她再次去了香港。

这理由听起来挺荒唐的，美貌居然成了工作障碍。但在那个年代，确实存在这样的考虑。

西安事变后，曾宪植调到武汉《新华日报》工作。叶剑英以八路军代表身份进入国统区，夫妻俩又见面了。1938年，曾宪植怀孕了，10月在香港生下了儿子叶选宁。

可是孩子刚满周岁，曾宪植就把他送回了湖南老家，自己去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一个母亲和孩子分离，这得需要多大的觉悟啊。

1941年，曾宪植终于盼来了去延安的机会。她兴冲冲地去找叶剑英，想告诉他儿子的消息。结果到了中央军委门口，听人说：“叶参谋长的女儿还真可爱！”

她愣了一下，一打听才知道，叶剑英已经另娶了，还生了个女儿。

那一刻的曾宪植该有多难受啊。但她什么都没说，转身就走了。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结过婚。

1946年，曾宪植开始了她的妇联生涯。她先是担任邓颖超的秘书，同时担任中共南方局妇女组组长。她的家庭背景和人脉关系，为统战工作提供了很大便利。

1949年，宋庆龄受邀来北平参加开国大典。毛主席特派曾宪植全程陪同。为了照顾好宋庆龄，曾宪植事无巨细地安排着一切。找房子、布置家具，甚至专门找了个上海厨子，就怕宋庆龄吃不惯北方菜。

开国大典那天，曾宪植搀扶着宋庆龄走上天安门城楼。在那张珍贵的历史照片里，她就站在周总理身旁，见证着新中国的诞生。

从1949年开始，曾宪植在全国妇联工作了整整40年。她先后担任副秘书长、书记处书记、副主席等职务。

在妇联工作中，曾宪植展现出了出色的能力。全国妇联刚成立时只有72个人，她按照五湖四海、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干部。在人员配备上，她主张既要有党内的，又要有党外的；既要有女性，也要有男性。

曾宪植有个特点，就是实事求是，不随波逐流。大跃进时期，《中国妇女》杂志宣传让小学生住校搞托儿化，她一看就知道不符合农村实际。立马把杂志社负责人找来谈话：“你们这样宣传，农村能做到吗？脱离实际，就是脱离群众。”

对方开始还说是按领导指示办的，后来看到实际情况，深深佩服曾宪植的实事求是精神，专门写了篇《心底无私 坚持真理》的文章。

在干部管理上，曾宪植更是有原则有感情。有个上海姑娘小陈，因为家里有海外关系，在那个年代很敏感。有一次团组织去天安门，有人不让小陈去，小陈躲在角落里哭。

曾宪植知道后，对团组织的人说：“小陈那么年轻，父母要她出国她都不去，这说明她要跟党走。你们应该信任她，政治上我负责。”

这话在当时需要多大勇气啊。但曾宪植就是这样，敢于承担责任，保护干部。

在各种政治运动中，曾宪植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她关心那些受到冲击的同志，尽力保护他们。对于曾经批斗过她的人，她从不记仇，依然真诚相待。

这样的胸怀和品格，赢得了党内党外所有人的尊敬。

1989年10月11日，曾宪植在北京病逝，享年79岁。她去世后，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送了花圈。那些挽联写得真好：“为党想为人想，把荣誉推出去，把责任揽过来；不计得不计失，是真理拚命干，有意见当面提。”

从延安的”阿曾”到新中国的妇联副主席，从叶剑英的前妻到宋庆龄的贴心助手，曾宪植用她的一生诠释了什么叫革命女性。

1953年那次和毛主席的重逢，从”阿曾”到”老曾”的变化，不仅是年龄的增长，更是责任和担当的升华。

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有多少像曾宪植这样的女性，为了理想信念甘愿牺牲个人幸福？她们的选择和坚持，对今天的我们又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