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军事史：淮军的崛起

淮军源于一个贫瘠落后的农村，其出身以及将领们逐渐形成的特性，与彼时的经济环境紧密相连。淮军于安徽以合肥为核心的区域崭露头角，此现象并非巧合。

合肥位居安徽省腹地，往昔曾是庐州府的治所，其战略价值历来为军事家所重视。在咸丰年间，战事频仍，官军、太平军、捻军以及土匪各路势力，彼此交战，激烈交锋，将庐州府搅得一片混乱，鸡犬不宁，民众人心惶惶。庐州两次易手，三河之战的胜利尤为来之不易，战况之惨烈，令人瞠目结舌。

尤其是太平军踏入安徽之后，由于上层政权军力分散，对基层社会基本丧失了管控能力。在此背景下，地方绅士的作用愈发凸显，他们不得不组织团练以自保。

在这段时期，该区域，自合肥延伸至巢湖，乃至含山、和县、庐江一带，涌现出众多团练武装力量。这些武装的主要宗旨，便是为了自保。

当李鸿章受命处理的官办合肥东乡团练遭遇重创，成员四散，根基动摇之际，西乡的民团却愈发勇猛，崭露头角。他们好战嗜劫的心态令人咋舌。太平军到来时，他们齐心协力共抗外敌；太平军退去后，各部之间却相互攻伐，形成了一种常态：“敌至则携手，敌退则相攻，习以为常”。

周公山、大潜山、紫蓬山，三山并列，构成合肥西乡的地理特色。此地民风剽悍，崇尚勇猛，争斗之风盛行。在合肥西乡，曾存在数支团练队伍，其中周公山的张氏三兄弟——张树声、张树珊、张树屏，紫蓬山的周氏双胞——周盛波、周盛传，大潜山的刘铭传，以及周边的唐定奎、唐殿魁兄弟，以及以三河为中心的潘鼎新、吴长庆、董凤高等人，皆赫赫有名。

战火中，亲如兄弟，沙场上，父子并肩。这些介于士兵与匪徒之间的亡命之徒，在搏杀间往往弥漫着中世纪的血亲复仇气息。他们常是父逝子承，兄亡弟继，一人战死，全家齐上战场。

周公山上的张树声与张树珊兄弟，一者以智谋见长，另一者则以勇猛闻名。在紫蓬山脚下，周盛波与周盛传在淮军建立之前便率部参与了296场战役，伤亡数千人。他们的兄弟中，有四人战死沙场。而大潜山下的刘铭传，外号“刘六麻子”，18岁那年便亲手斩杀了追债的恶霸。他身材短小却精悍，喜好美酒与女色，且惯于贩卖私盐。一旦投入战斗，他的勇猛便表现得尤为突出。

合肥西乡三山团练以凶猛著称，其在激烈战斗中对手的斩杀与自身的保护能力，绝不逊色于湘军。曾国藩曾对他们给予高度评价，“野气存，是所长。”。李鸿章说他们“勇冠一时，勇猛多土气。勿犯三山”。

家乡的团练武装逐渐壮大，这为李鸿章组建淮军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招募队伍的初始阶段，他将三弟李鹤章派遣回东乡故里，着手整理昔日被击溃的残局。而他自己则将主要精力投入到西乡地区。他比任何人都要明白，这些历经战火、坚韧不拔的山林豪杰，只要稍加锤炼，未来必将成为无可多得的将帅之才。

李鸿章对庐州地区的团练颇为熟悉，早在青年时期，他便在家乡投身战事，与西乡团练建立了深厚的联系。正因他热衷于与山林豪杰为伍，乡里人便戏谑地称他为“翰林变绿林”。

合肥西乡的张树声，日后跃升为李鸿章淮军中的第二把手。他出身廪生，在地方上凭借其文化素养颇具影响力。加之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与张树声的父亲张荫谷，原本交情匪浅，李鸿章更曾为张荫谷撰写墓表，这层关系愈发深厚。因此，在李鸿章组建淮军之际，他自然而然地首先想到了张树声。而张树声也正寻求机遇，两人意气相投，一拍即合。

“若我们在皖中振臂高呼，便能召集万人，方圆百里尽成我等天下。然而，此等既非官又非民亦非匪的境况，终究非长久之计。”遂此，张树声修书一封，向李鸿章表达了自己愿意投效的愿望。

应李鸿章之邀，张树声所率领的团练整编为“树”字营，刘铭传的部下则组成了“铭”字营。1862年2月，两营抵达安庆城郊，开始接受集中训练。此举是为了让李鸿章的三弟李鹤章在东乡地区招募兵员与马匹。与此同时，周盛传与周盛波兄弟亦随同护送马队与亲兵，从江北陆路疾驰上海。

在收纳西乡山大王的过程中，李鸿章借助刘秉章的关系，联络到了三河镇与庐江县的潘鼎新与吴长庆两部团练。潘鼎新与刘秉章乃是同窗挚友，传闻他们昔日曾一同假报籍贯，同赴京城应试。在京城求学之际，他们起初师从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李鸿章高中进士之后，李文安老人摆出了门第之尊，他对潘鼎新和刘秉章言明，今后他们便跟随其子学习即可。因此，在名分上，他们仍被视为李鸿章的学生。

潘鼎新高中进士之后，其父潘璞在三河举办团练时不幸遇害。潘鼎新遂即返回故里，一边为父亲守丧尽孝，一边誓言为父报仇。于是，他招募了一批勇士，组建了后来的“鼎”字营。恰在此时，李鸿章广招兵勇，特地向潘鼎新发出邀请。作为李鸿章的门生，潘鼎新欣然接受了这一使命。

吴长庆的父亲，吴庭香，命丧于太平军攻占庐江城之际。对于吴长庆而言，太平军是他势不两立之仇敌。因此，在李鸿章一声召唤下，他们毫不犹豫地汇集于其麾下。

刘秉章投身淮军的时日相对较晚。在荣膺进士殊荣后，他曾被外派至皖南，于张芾麾下担任幕僚。待曾国藩攻克安庆不久，刘秉章随即响应朝廷召唤，北上投奔曾国藩。抵达曾国藩军营后，李鸿章极力向其举荐刘秉章，不久后，刘秉章便得以重返淮军。

李鸿章深知安徽民风，面子重于泰山，乡情深似海，只要交情深厚，甚至头颅亦可相赠。他未曾离开安庆一步，凭借乡谊、师生情谊、同僚之谊以及部下之忠，迅速在麾下汇聚了一支勇猛强悍的武装团练。

“各位，你们碗中有多少个元宵？”结果只有刘铭传准确回答。

会说合肥话，挎洋刀在那一波又一波的煽动与诱惑中，皖中子弟们纷纷跃跃欲试，如潮水般源源不断地加入淮军，从而壮大了淮军的势力。

俗话说“千军易，一将难。在淮军初创时期，面临增援上海的紧迫任务，仅凭这些团练武装的力量，实难担负重任。尽管他们勇猛善战，视死如归，然而缺乏大规模战役的历练，兵力单薄，难以独当一面。李鸿章遂想出一策，便是“乞兵”，如同乞丐般向湘军各部请求支援兵力与将领。

李鸿章与鲍超之间交情颇深，遂向鲍超借用三位参将，分别是杨鼎勋、宋友盛与覃联升。其中，杨鼎勋日后成长为淮军中的中坚力量，主力将领。此外，他还从陈士杰处借得陈飞熊，继而又在曾国藩的亲兵营中借到了营官韩正国。

韩正国与曾国藩之间的联系尤为特殊，起初他只是作为耳目而派遣。然而，他抵达上海未久便英勇牺牲。在淮军初创时期，众人对于其战斗力存疑，不知其是否真能守护上海。曾国藩遂派遣一支队伍支援李鸿章，同时寄望湘军能够对那些略显粗犷的安徽新兵给予一定的指导与熏陶。

然而，乞求援兵与借贷将领的过程颇为曲折，湘军众多将领大多不愿割舍己方兵力。幸而他并不拘泥于面子，在行动力上表现尤为突出。

他向比自己小一岁的师叔曾国荃恳请支援，言辞间透露出前往上海将是一场硬仗，若无得力主将，麾下兵勇恐难抵挡。经一番劝说，曾国荃终应允将程学启及其开字营借予他。

李鸿章的才智不仅在于借取，更在于能够将借来的资源转化为己用，最终实现了“化湘为淮”的壮举。以黄翼升为例，他不仅是湘军水师的一位重要统领，也是曾国藩创立湘军时的资深将领。早在李鸿章着手组建淮军之前，即咸丰十年（1860年）的七月初三日，曾国藩便曾密函保荐李鸿章出任两淮盐运使，并提议兴办淮扬水师。在附片中，曾国藩还推荐黄翼升担任淮扬镇总兵，以统领这支淮扬水师。

李鸿章假借助战之名，一旦将黄翼升的水师收入囊中，便再也不愿归还。即便曾国藩屡次催促，他亦敷衍了事，态度暧昧。更令人遗憾的是，黄翼升在李鸿章麾下后，竟沉溺其中，乐而忘返。即便曾国藩怒火中烧，欲亲自上奏弹劾，黄翼升亦置若罔闻。为了庇护黄翼升，李鸿章不惜与恩师翻脸，公然赖账，声称自己与黄翼升关系匪浅。历经磨难，四载光阴，彼此交情深厚，情谊无间。若老师执意要参办此事，不妨将李鸿章一同纳入其中。曾国藩哭笑不得，进退维谷。

黄翼升对李鸿章的敬仰与李鸿章对他的赏识相互交织，密不可分。李鸿章对黄翼升的赞誉之词近乎过誉，几乎达到了谄媚的地步。他时常将黄的胜利归因于黄的指挥与调遣之能，对黄翼升赞不绝口，称其为“武冠群英，平吴首功。黄翼升听到这些话，心中怎能不感到愉悦呢？

“信陵爱士天下倾此等妙语，于实际操作中亦能如信陵君般运用自如，故而湘淮之地诸多才俊皆乐于采纳并运用之。

兵者，以能征伐为本，非仅为炫耀其威仪之美。待我一旦挥师出征，那时笑谈胜利，亦不为晚。 。”

他用合肥话鼓励兄弟们“好好干他深谙，此番能否站稳脚跟，关键在于能否在军事上取得胜利。他牢记曾国藩在临别之际对他的告诫——“此次，我们首要之务乃专注于练兵与研学战法，而对吏治和洋务等事宜则暂且留待日后再行筹划。。”

抵达上海后，他集中主要精力狠抓纪律与训练，渴望迅速提升战斗力。凭借多年征战的经历以及在恩师的辅佐下所学，李鸿章已堪称一位精通兵法的行家里手。他将湘军的编制与规则悉数引入，对于排兵布阵、训练方法等，他运用自如，游刃有余。上海的官员们惊讶地发现，李鸿章竟然能亲自操刀，亲手绘制战船和战艇的设计图，而且技艺高超。

淮军初抵上海，对当地地形与风土人情皆不甚了解。鉴于此，李鸿章严令部下切勿干扰民众生活，并吩咐士兵们高歌《爱民歌》，以示对百姓的尊重与友好。全军上下皆静听，行军之际先抚民，安营扎寨莫懈怠，切勿踏进民居取门板，更勿拆毁民房搬砖石，莫踩损禾苗毁田产，莫惊扰民间鸭与鸡，勿借民间锅与碗，莫役使民夫挖壕沟，莫至民家扰打馆，筑墙时莫挡街前路，砍柴时莫伤坟上树，挑水时莫扰鱼塘，遇事处处需谦让。”。

相较之下，太平军在宣扬“皇上帝”信仰上激情满怀，他们与李氏截然不同，不采取收买人心的手段。《爱民歌》原系曾国藩所撰，他对李鸿章的这一做法持否定态度。他曾致信李鸿章言：“阁下此刻，除了选拔将领、操练兵马、筹集军饷，别无他事可做；除了亲自点名、检阅操练、巡查营墙，别无其他技艺可施展。意思是要低调行事，多做实际工作。

上海市民对所谓的“叫花子兵”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那些来自安徽的“丘八”虽然外表不起眼，实则颇负实力。然而，既然他们已被邀请至此，自然不是为了仅仅装装样子或唱歌娱乐，而是要全力以赴投入战斗。上海的英法联军也多次敦促淮军加入联合战役。

李鸿章对家财万贯颇为珍视，他并未急于将心爱的“瑰宝”投入战火。面对上海方面及洋人对出兵的迫切要求，他既敷衍了事，又静观其变，正是这些决策让淮军得以保住实力，免遭重创。

1861年，陈玉成率领的雄师锐卒挥师向汉口挺进，却于黄州意外驻足，不愿与洋人起冲突，此举使得曾国藩、胡林翼的湘军得以绝处逢生。次年，即1862年，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淮军分批次从安庆出发，运送至上海，途径太平军控制区，太平军却视若无睹。当时，忠王李秀成的大军围困上海，数月来按兵不动，除天气因素外，更多的是不愿与洋人正面交锋。这位杰出将领一直在努力寻求与“洋兄弟”的和解，甚至愿意以从上海撤退为代价，他的愿望是“让我们独立对抗清军”。然而，随着嘉定、青浦的陷落，忠王的忍耐已至极限，他决定率军轻率反击。

五月之初，太仓之战爆发。在这场激战中，太平军一举歼灭清军五千余众，击溃外国干涉军数百人，扫荡清军营垒逾百座，并缴获大量洋枪洋炮。继此战之后，太平军乘胜追击，于奉贤桥大败敌军。此次战役中，中外会防军遭受惨重损失，法军上将卜罗德命丧战场，英军中将何伯负伤，华尔率领的常胜军亦遭溃败。英法联军在遭受重创后，态度开始转变，纷纷龟缩于上海城区，再也不敢轻举妄动。

太仓之战，中外联军被击败得溃不成军，然而，由于李鸿章的回避，淮军竟无一人伤亡。进入六月初，太平军逼近上海城郊，忠王率领的铁骑金戈，气势磅礴，上海城内人心惶惶，草木皆兵。但这一次，瘟疫再次成为了李鸿章的助力。

因缺乏医药补给，太平军遭受重大损失，面对自然灾害，李秀成无奈之下只得撤军。在撤退前夕，他采取了攻势防御的策略，于虹桥处撕开一道口子。一直伺机而动的李鸿章察觉到良机，迅速作出反击，并亲自率领五千淮军精锐，决心一鼓作气。激战在滂沱大雨中持续了数小时，双方交战异常激烈。

虹桥之战，一场关乎生死存亡的关键战役，胜败悬于一线，唯有凯旋，淮军方能名扬四海，威震四方。鉴于此，淮军全体将士高度重视，李鸿章亲率一把座椅，立于虹桥桥头，亲自督战，以安定军心。

事后，他在致曾国藩的信中写道，军情紧迫之际，鸿章决意冲锋，不顾生死。淮军初战告捷，军威显赫。随后之八月、十月，再遭两场激战，程学启、刘铭传两部挺进，直击太平军慕王谭绍光麾下。三战连捷，上海民众自此不敢再轻视那些被称为“叫花子兵”的战士。

四江口战役胜利，上海之围得以解除，太平军被迫退守至苏昆地区。年底，李鸿章荣获江苏巡抚之职，正式坐镇封疆重任。此役被后世誉为“东征首胜，中兴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