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人眼中的康生

俄国人眼中的康生

《中国的贝利亚——康生》一书的编纂者维克托·乌索夫，系俄罗斯知名的汉学专家，其著作颇丰。其中，影响力较大的作品包括《上世纪二十年代苏联情报机构在中国》、《末代皇帝溥仪》、《邓小平及其时代》以及《中国的贝利亚——康生》等。阅读《中国的贝利亚——康生》一书后，我深感作者所引用的资料大多源自我国，仿佛是“出口转内销”的产物。尽管如此，其中部分资料仍让我感到新颖。近年来解密的共产国际档案资料，对我而言则是闻所未闻。乌索夫精通中英文，广泛搜集资料，其注释竟达539条，可见其下了一番苦功。

“林彪是反对毛主席的吗？”我对此表示赞赏：“你能知道林彪，真是了不起。”她查找书目时说，只有一本书提到康生，且是上世纪90年代出版的。而同一本书在俄国出版于2004年。俄国人没有忘记康生，而我们却将这位千古罪人忘却。

一

1937年11月底康生和王明回到延安。康生仍然把宝押在王明身上。他已经知道毛泽东在党内的势力，但仍然相信王明有共产国际的靠山，王明的恩师米夫是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王明的实力超过毛泽东，二虎相争，尚不知鹿死谁手。他跟王明一起工作四年，志同道合，镇反肃托，相得益彰。如果不是抱定紧跟王明的决心，不会到延安后，1938年初，他陪同王明到枣园给敌区干部训练班作报告的时候，率领学员们振臂高呼：“我们党的天才领袖王明同志万岁。”他同毛泽东从未谋面，彼此不熟悉，互相不信任。但康生在毛泽东身上也下过赌注。毛泽东知道康生回国前，亲自到法国马赛港把张学良部下从上海带到那里的毛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接到莫斯科的举动，不免感动。舐犊之情人皆有之。毛泽东的孙子、解放军少将毛新宇在《我的伯伯毛岸英》一书中写道：“康生当年从法国把我伯父接到莫斯科，通过在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驻地的生活与交往，我伯父对康生印象不错。他自小缺少别人的关心和照顾，康生对他嘘寒问暖，出于人的自然本能，一种亲和力便从心底油然而起。”康生和曹轶欧把毛氏兄弟视如己出，关怀备至。康生回延安不久，就发现对形势判断失误，王明远非毛的对手，必须改换门庭，逐步与王明拉开距离。毛虽对康生照顾毛氏兄弟心怀感激，但对他仍不信任，把他视为王明的人。毛知道康生是党内老资格的情报和肃反专家，却只给了他一个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的虚职。康生明白不做出重大贡献是得不到毛的信任的。1938年3月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毛和任弼时等少数人提议王明应留在延安工作，不必返回武汉。康生投票支持毛、任的提议，走出改换门庭的一步。康生的举动立即得到回报，被毛任命为中央党校校长，离开冷清的职工委员会。从3月至6月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康生紧跟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等人，不断批评王明领导的长江局，同王明的距离越拉越大，渐渐得到毛的赏识。但得到毛对他的完全信任还是毛与江青结婚后。当时不少老干部反对毛同江青结婚，认为江青历史不清楚，只有康生力排众议，保证江青历史清白，坚决支持毛江结婚。几个月后，1939年2月，毛任命康生为中央社会部部长兼情报部部长、敌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取代了邓发，一跃成为保卫和情报部门的最高负责人，中国的捷尔仁斯基。康生大显身手的时刻终于到来。

通常人们认为，延安整风主要针对的是党的作风、学风和文风，即抵制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倾向。这一运动的时间范围是1942年2月至1943年6月。然而，在此之前，我国经历了肃托运动，之后又发生了抢救运动，整体时间线从1939年延伸至1945年。肃托运动源于王明和康生从苏联引入的思想，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斯大林。在我国，肃托运动并不广为人知。在我阅读俄罗斯学者的著作之前，我只知道中国存在托派，却不知还有肃托运动，误以为整风运动是唯一的事件。实际上，早期的整风、后期的审干和抢救运动，均由康生领导。肃托运动始于1939年，康生担任社会部兼情报部部长后的三年间，其规模之大、伤害之深，史料记载不多，仅康生在延安所制造的三大冤案有所记录。令人费解的是，这三起冤案与托派并无关联，为何被称为肃托运动？与随后的肃反运动有何区别？

钱惟人案件。钱惟人当时担任边区公路局局长，曾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就修建公路事宜进行过商谈，并与对方对口负责人有过接触。然而，他却遭到了康生的诬陷，被指控为国民党特务。为了掌握钱惟人的动向，康生指使他的妻子对他进行监视，并将他的所有行踪报告给社会部。康生对钱惟人进行了严酷的逼供，甚至使用了暴力手段，但钱始终坚称自己并非国民党特务。最终，康生下令将他关押在黑窑洞中，直至日本投降。尽管案件最终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为由不了了之，但针对钱惟人的打压手段却得以延续，并逐渐演变成一种普遍的整治手法。

王尊极事件。这位年仅十九岁的北平女学生，身为华北大汉奸王克敏的侄女，在救亡运动的感召下，对自身所属的汉奸家庭深感痛恨。她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小姐的优裕生活，投身延安，投身革命事业。然而，康生却仅仅因为她与王克敏的家族关系，将她定性为日特和国特的双重特务。1939年4月，康生下令逮捕王尊极。在审讯过程中，他们采取了车轮战术，轮换休息的审讯人员不让王尊极入睡。在残酷的折磨下，王尊极的双腿变得粗肿，无法行走，不得不供认自己是日特和国特。供认后，她被迫交代罪行。王尊极声称自己担心忘记联络密码，于是将密码编织在毛衣的花纹之中。她所编造的故事荒诞不经，漏洞百出，康生和审案人员均对此表示怀疑，甚至有人开始质疑王尊极是否真的是特务。康生下令将她关押于黑窑洞，直至1945年，长达七年的时间。

李凝事件。身为东北地下党成员的李凝，于1938年抵达延安。康生因观察其步态与日本女性相似，加之听闻她拥有一件日式女衬衣，遂将她疑为日本特务。面对指控，李凝矢口否认，并逐一驳斥了康生的种种说法。然而，康生仍下令将她监禁。不幸的是，李凝的下落从此成谜，据推测，她很可能在秘密中被处决。

这三起案件实际上并不涉及托派问题，它们并不属于肃反的范畴。然而，俄罗斯作家却将这次针对特务的行动称作肃托运动，这其中或许蕴含着我尚未领悟的深层含义。这三名受害者与康生并无私人恩怨，他们未曾在其领导下任职，那么康生为何会对他们采取如此残忍的手段？这三个案件不过是康生试图巩固个人权力的初步尝试。尽管肃托行动是在康生领导下的社会部秘密展开的，但他的残酷手段逐渐为人所知，以至于他的名字变成了恐怖的象征。他身着苏联皮夹克，脚踩长筒马靴，在四位警卫的陪同下，威风凛凛地行走在延安的街头。

二

1942年2月，随着整风运动的拉开序幕，康生已然成为仅次于毛泽东的关键人物。彼时，他身负多重职务，包括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社会部部长兼情报部部长，以及中央总学委的副主任。

“要区分好人和犯错误的同志，各机关需保持冷静观察。”然而，一个月过去了，运动并未取得显著成果，毛泽东对此表示不满。康生再次立下新功，炮制出“张克勤反革命特务案”。

“今天召开坦白、规劝大会，现在由张克勤交代自己的特务活动！”

面色惨白的张克勤步上讲台，泪水横飞，痛陈国民党如何将他引入歧途，并恳切地呼吁特务们觉醒，及早坦白问题。他以身作则，揭露了十余名特务的罪行。他分享了自己的转变历程，衷心感激党组织对他的挽救，决心彻底改造，重新塑造自我。“张克勤事件”引发了审查干部的高潮，形势由整风转向审干，再由审干转向打击特务。审查手段也从人身侮辱、恐吓、车轮战等升级至刑讯逼供。

三

“有一段难忘的往事，多年以来始终挥之不去……那时，我的母亲也随我一同来到了延安，我将她安置在深沟中的一个窑洞。有一天，我去探望她，她对我说，‘这里住得很不好，每天晚上都有鬼哭狼嚎的声音，不知发生了什么。'我于是走进深沟，发现至少有六七个窑洞关押着一百多人，许多人精神失常。我询问原因，有的人狂笑，有的人哭泣……最后，看管人无奈地告诉我：他们都是被‘抢救的知识分子，是来延安学习却遭遇了‘抢救'！”

师哲，作为参与此次逮捕行动的安全部成员，对1943年3月末康生如何划定被捕人员名单的经过仍记忆犹新。

康生手持名单，边与众人交谈，边在纸上划下标记，圈出重点，口中低语道：“这是‘复兴’，那是‘C.C’，还有‘汉奸’、‘叛徒’、‘日特’……”

1943年7月15日，中央机关召开了旨在挽救失足者的动员大会，康生在此场合发表了胜利者的演讲。在《延安日记》中，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弗拉基米尔记录道：“我们被意外地邀请参加了在杨家岭举行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彭真宣布会议开始，并向共产党员们传达了严峻的形势，他指出，一批‘国民党特务’已被揭露并遭到逮捕。彭真强调：‘特工部虽尽力抓捕，但延安的特务仍然猖獗。因此，我恳请共产党员们在这一重大问题上伸出援手。’彭真发言完毕后，一些悔过自新的‘特务’依次上台——显然是事先安排好的。他们恳求宽恕，并誓言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忠诚工作。共有十二人上台发言……”随后，康生上台发表了关于“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弗拉基米尔继续写道：“第二个发言的是康生。这位情报局领导人怒不可遏，他咬紧牙关，情绪激动地挥舞着手臂喊道：‘你们非常清楚，你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失去了朋友！一旦你们离开这个礼堂，就会发现自己身边又少了很多人！如果今天在场的许多人明天被拘捕，你们不要感到惊讶。”

“你们为何要制造破坏？我们对待你们何曾有过亏待？你们应有尽有，住房、粮食一应俱全……为何要对我们赶尽杀绝？若能真心悔改，我们愿意宽恕。然而，悔改之心未必都出自真诚！改造教育之路漫长，需持之以恒！”

康生的发言竟产生了令人胆寒的效应。一种令人窒息的沉寂笼罩了整个礼堂，显而易见，在场的听众均被惊得目瞪口呆。令康生未曾料到的是，在会议即将落幕之际，朱德起身发表了讲话。

朱德语气平和地询问：“你的言下之意，是不是暗示我，会议结束后，便不再需要对我的朋友和战友们保持信任？”“这岂不是意味着，从今往后，我需时刻提防自己或他们被捕？你竟敢如此对待我们党的积极分子、杰出分子和骨干？”朱德话音刚落，便转身回到座位。文中未提及康生的反应，但想必是震惊与愤怒，却无能为力。反对康生主导的抢救运动的领导并非只有朱德一人，陈云也未在自己领导的组织部内开展抢救运动。然而，他们均无法阻止康生的行动，因为总学委的地位高于政治局和书记处，而康生作为总学委副主任，仅对正主任毛泽东负责。

李锐在评价该次会议时表示：“康生的这份报告，被誉为‘恐怖报告’，将延安以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反奸斗争’推向了新的高潮。短短数月间，清凉山解放日报社系统有高达95%的员工被指控为‘特务’，以至于后续的抓捕‘特务’、进行‘反特斗争’的参与者也被视为‘特务’。”李锐指出，4月15日康生的报告将反奸斗争推向高潮，并迅速传播至各抗日根据地。然而，抢救运动的发源地是西北公学，继“张克勤事件”后，抢救运动迅速在延安各机构展开。张克勤在大会上公开坦白自己的特务身份，各地随即举行坦白大会，众多“特务分子”纷纷上台交代。绥德师范学校的一次坦白大会上，一名十六岁的学生马逢臣跳上主席台，宣称自己是受过特务训练的特务，被任命为“石头队长”，并举起石头作为物证，声称这是他用来行凶的工具，引起与会者震惊。更令人费解的是，一名十四岁的小女孩跑到主席台前痛哭，声称自己并非真心革命，而是被特务指使，使用美人计腐蚀干部，搜集情报。康生对自己的“杰作”颇为得意，但中央领导人对此表示关注。许多领导干部对康生的做法提出异议，但只有他的直接上司，总学委主任毛泽东，有能力制止这种行为。周恩来和任弼时曾劝毛停止抢救运动，认为延安不可能有那么多特务。但毛坚持认为，他已多次批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反对“逼供信”，为纯洁革命队伍，运动应当继续。尽管他心里也不认为延安有那么多特务，但他仍寻求一个合理的收场借口。

此刻，共产国际已然解散，中共失去了其国际上的指导机构。然而，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毛泽东接到了共产国际前任主席季米特洛夫于1943年12月22日以个人名义发出的电报。

毛泽东（亲启）：

一、谈及令郎，我已为他安排了在军政学院深造的机会。待他学成归来，定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及现代军事理论领域打下坚实的知识基础。这位青年才俊才智过人，我坚信您定能将他培育成为一位值得信赖的得力助手。他向您表达了由衷的敬意。

二，谈及政治议题，显而易见，自共产国际解散以来，其前任领导人均不得干涉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然而，出于私人情谊的考量，我仍不得不向您表达我对中国共产党党内现状的忧虑。自1935年起，我不得不频繁关注中国事务。在我看来，采取撤退以避免与外国侵略者斗争的策略，以及明显背离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政治上均属不当。在民族战争期间，若采纳此类方针，将使党与民众隔离，并可能加剧内战。此类举措无疑将助长外国侵略者及其在国民党中的代理人。我认为，发动针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指责他们执行了共产国际推荐的民族统一战线，并声称他们导致党内分裂，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我们不应将周恩来和王明等人才排除在党外，而应尽力让他们在党内发挥作用。此外，我对部分干部对苏联抱有的不健康情绪以及康生所扮演的角色亦感忧虑。康生及其机构对清除党内敌对分子和团结党的正确措施进行了扭曲，这不仅散布了相互猜疑的氛围，也引发了普通党员群众的极大愤怒，助长了敌人瓦解党的企图。早在今年8月，我们就从重庆获得了完全可靠的消息，得知国民党计划派遣间谍混入延安，挑拨您与王明及其他党内活动家之间的关系，制造敌对情绪，反对所有曾在莫斯科居留或学习的人。关于国民党的这一阴谋，我已及时向您预警。国民党秘而不宣的意图是从内部瓦解共产党，从而轻易将其摧毁。我坚信，康生的行为正在为这些间谍提供助力。请原谅我这种同志间的坦率。我对您怀有深深的敬意，并坚信您作为全党公认的领袖，能够洞察事态的真相。正因如此，我才如此坦率地与您交流。请按照我发送这封信的方式回复我。让我们紧密握手。

季（米特洛夫）

抢救运动是在季米特洛夫直接干预下刹车的。季米特洛夫指出“康生的所作所为正为这些奸细助长声势”，话说得很重。季米特洛夫虽已不担任共产国际主席，但毛泽东知道他同斯大林的亲密关系，也许这封电报是斯大林让他发的，毛泽东不得不接受。中共中央领导人早已对康生表示不满，除前面提到的朱德外，还有周恩来、陈云、任弼时等人，对毛也有一定影响。但毛仍然袒护康生，自己承担责任，公开向被受害的党员道歉，康生则没有作自我批评，不肯为毛泽东分担责任。康生在莫斯科和延安犯下的罪行没有清算，以至到“文革”担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后，犯下更大的罪行。康生一生风光，死后哀荣，“四人帮”粉碎后才得到彻底的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