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陈赓三次前往朝鲜战场的真相

1950年年末至1952年6月，陈赓三次莅临朝鲜战场，亲自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投身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其卓越贡献举世瞩目，在中朝两国人民及军队中树立了崇高的威望。

首任第3兵团司令员兼政委

1950年10月19日，当中国人民志愿军勇猛地跨越鸭绿江之际，陈赓将军刚刚从战火纷飞的越南战场凯旋归国。在此之前的三个月间，他严格遵照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投身于协助越南人民抗击法国侵略者的斗争中，为越军总部提供了有力的指挥支持。边界战役，实现了辉煌的胜利。胡志明同志高度赞扬陈赓将军为“具有布尔什维克风范”的杰出人物，并对其展现出的“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给予了由衷的敬意。

得知志愿军开赴朝鲜战场的信息，陈赓连日来寝食难安。他在11月5日的日记中感慨道：“我甚感兴奋，昨晚竟至夜不成寐。”转至次日，他又写道：“昨晚失眠，思绪始终萦绕在朝鲜战事之上……深知工作之艰辛与残酷，我已做好全力以赴的准备。”

陈赓曾言，新中国终将不可避免地与美帝国主义展开一场较量，否则难以全心投入建设事业。他主张，与其迟至日后较量，不如及早行动，如此一来，便能趁美军未作充分准备之际发起攻击，从而争取对我国有利的和平局面。

“你如今已是炮兵司令员，若离去还需交代相关工作。而我刚刚从越南归来，国内的职务尚未接手，因此无需交代工作，我认为我前往更为适宜。”党中央最终批准了陈赓的请求。

1950年岁末，陈赓将军告别了京城，踏上了前往朝鲜成川郡君子里的志愿军司令部的征途。他亲临前线，实地审视战局，为即将赴朝指挥作战的正式部署做着充分的准备。

1951年1月8日，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三次战役画上了句点。紧接着，从25日至29日，陈赓将军出席了由彭德怀司令员主持的中朝两军高级干部会议。在会上，他认真聆听了彭司令员的总结发言，并与各位领导同志进行了深入交流。经过对朝鲜战局的详细了解，陈赓得出结论：尽管敌军在装备上占据优势，但只要我军依托灵活的指挥和英勇顽强的步兵作战，胜利必定属于我们。在战术层面，我们应充分利用我军擅长近战和夜战的特长，勇于实施大胆的迂回、包抄和分割战术，对敌实施打击。此外，还需组建一支精锐且勇敢的小分队，深入敌后，袭击敌炮兵阵地指挥所，扰乱敌人的部署和指挥，令其产生恐慌，从而在军事和心理层面削弱敌人的士气。

继此，陈赓于朝鲜战场的前后方穿梭奔波，对部队进行了详尽的实地考察。在此过程中，他深入了解了诸多情况。第9兵团面对因严重冻伤所导致的巨大损失，我们痛感教训之深刻：部队在严寒地带作战的经验不足，加之气候极端严酷、地形险峻、人迹罕至，若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坚实的后勤保障，必将遭受重大损失。因此，我们必须深刻总结经验，汲取教训。

1951年二月，鉴于抗美援朝战争需长期进行，中央军委作出决策，实行志愿军轮换作战策略。据此，解放军西南军区的第12军、第15军、第60军被编组成志愿军第3兵团，肩负起从我国西南地区北上，跨过鸭绿江，投身朝鲜战场的重任。三月十六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陈赓担任志愿军第3兵团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陈赓迅即从朝鲜启程回国，抵达昆明后，迅速选调了一批精英干部，于北京成立了第3兵团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部。然而，由于长期奋战与辛劳，陈赓不幸患上了左踝关节创伤性关节炎，腿部及踝关节红肿疼痛，行动受限，不得不在北京接受治疗。与此同时，王近山副司令员肩负重任，率领第3兵团重返朝鲜战场。

二次任志愿军二副司令员

1951年6月1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陈赓担任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同时兼任第3兵团的司令员与政治委员职务。至8月中旬，尽管陈赓的腿部肿胀已逐渐消退，但他仍毅然拄着拐杖重返朝鲜战场，投身于激烈的战斗之中。

22日，陈赓抵达3兵团司令部所在地——大水洞。步履蹒跚地走下吉普车之际，3兵团的干部们如同久别重逢的亲人般热情地涌上前去，激动地告诉他：“在第五次战役中，3兵团部分战事未能取得理想成果，个别部队更是遭受了重大损失。如今您莅临指导，我们定要打出一场翻身仗。”陈赓面带微笑回应道：“要想打胜翻身仗，还需依靠大家共同努力，个人的力量毕竟微乎其微。”

23日，陈赓主持召开了3兵团负责同志的座谈会，旨在深入探讨战场态势及作战进展，提炼经验与教训，并就部队工作予以指导。针对60军180师在第五次战役中因指挥失误导致惨重损失的问题，陈赓坚定地表示，必须严格区分功过，维护原则的严肃性。

9月2日，陈赓抵达伊川郡空寺洞的志司，随后于3日至10日，他参与了志司党委常委会以及党委扩大会议。紧接着，在15日，他前往志司的最后一处驻地——桧仓郡，就任新职。

第五次战役结束后，党中央和毛主席依据朝鲜战场的实际情况，确立了“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指导原则。陈赓将军坚定地贯彻这一方针，精心策划了“小规模歼灭战”的具体策略。他强调，部队在作战时需精准锁定敌军薄弱环节和突出部位，集中优势兵力，彻底消灭敌军的一部分，同时要特别注意消灭敌军的增援和迂回部队，哪怕是对一个排或一个连的歼灭也具有重要意义。以我军八个军为例，若每军每月能消灭敌军一个营，那么一个月便能消灭八个营。通过持续削弱敌军实力，待时机成熟再发起大规模战役，对我军无疑将大有裨益。彭德怀元帅对此方案表示高度赞赏，并决定以中朝军队联合司令部的名义予以发布。实践证明，这种“小规模歼灭战”和“零敲牛皮糖”的战术策略，是切实可行的。

经过深思熟虑，陈赓得出结论：若敌军从朝鲜的东、西海岸实施登陆，特别是从西海岸发起攻击，将对平壤及后方交通构成严重威胁，风险极高。为了有效抵御敌人的登陆作战，我们必须在东、西海岸部署兵力，加固阵地，拓宽公路，并构建第二、第三道防线。彭德怀对陈赓的观点表示全然赞同，并与朝鲜人民军商议后，共同设立了东、西海岸联合指挥所。宋时轮、韩先楚分别担任该指挥所的司令员，负责统一指挥东、西海岸的防御工作。在超过250公里的海岸线上，他们构建起了一座规模宏大、错综复杂的地下防线。得益于我军充分的战备准备和周密的防御部署，敌人未能实施其东、西海岸的登陆计划。

在抗美援朝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时刻，陈赓（左）、彭德怀（中）与邓华的合影，定格了他们并肩作战的英勇形象。

1951年夏日，朝鲜地区连日大雨倾盆，山洪肆虐，河水泛滥，道路损毁严重。面对敌军的空中封锁和“绞杀战”，我志愿军交通运输被迫中断长达20至45天。志愿军的补给完全依赖国内输送，交通的中断成了致命的打击。后勤保障的负责人洪学智副司令员直言：“修复道路的工作量巨大，仅凭后勤部队半年的努力也难以完成，唯有全军总动员方可！”在彭德怀的批准下，陈赓下达命令：除了一线作战部队外，每个军、师、团均需负责一段道路的修复，并限期完成任务，这无疑是一项与战斗同等重要的任务！志愿军二线部队的数十万官兵日夜兼程，全力投入，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掀起了前所未有的修路热潮。经过25个日夜的艰苦努力，道路得以全面修复，志愿军的后勤补给运输成功渡过了这一生死存亡的难关。

面对敌军显著的空中优势，我方指挥所不得不长期蛰居于阴暗而潮湿的矿洞之中。洞内仅靠蜡烛的微弱光芒照亮，空气中缺氧现象严重，四处弥漫着水流之声，脚下泥泞不堪，只得搭建起几座简陋的小草棚。陈赓同志与指挥所的同事们便是在这样的草棚中居住，室内仅有一张行军床和墙上的军事地图相伴。

在长达三十年的军旅生涯中，陈赓屡遭战火洗礼，身负多处伤痕，更不幸患上心脏病，时常因失眠而不得不服用过量的安眠药。在他的日记里，如此记录：“身处洞穴，潮湿且昏暗，空气稀薄，令人头痛难忍，几乎无法顺畅呼吸。”然而，他始终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勤奋工作，每日处理电报百余份。

1951年岁末，陈赓因过度劳累、体力不济，不得已踏上归途，返回祖国寻求疗养。

第三次任志愿军代司令员

1952年三月，彭德怀同志因额头突生肿瘤，党中央遂下令其返回国内接受治疗。在彭德怀同志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决定任命陈赓同志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以代理其职责。

3月31日，陈赓将军第三次踏足朝鲜，抵达志司，全面负责志愿军的工作。他洞察秋毫，分析问题全面深入，处理事务果断有力，各项工作安排得井然有序。他卓越的指挥艺术赢得了全军上下的深切敬佩。王政柱副参谋长曾评价道：“陈赓将军与彭总性格相仿，在研究问题时总是严谨认真。在考虑作战策略时，他常常是工作未完，饭菜已凉，再热一热继续研究。”

志愿军初期的阵地仅构筑了简易的野战工事，这些工事在敌军数万发炮弹的猛烈轰炸下，以及毒气、喷火、爆破、挖顶、堵口等多种破坏手段的攻击下，显得颇为脆弱。陈赓积极响应彭德怀关于部队挖掘坑道的号召，汲取了淮海战役中我军坑道体系的有效经验，结合朝鲜战场的实际作战情况，为志愿军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坑道工事该部队需严格遵守的规格标准。他强调，部队必须深刻理解坑道工事在防御战中的关键作用，确保坑道工事具备“七防”功能——即防空袭、抗炮击、抵御毒气、防雨、抗潮、防火、耐寒，并切实解决挖掘过程中遇到的具体技术难题。他调集部队协助15军在短短数月内完成了完整的坑道体系建设，此举在全世界都享有盛誉。上甘岭战役经历了严酷的考验。这一措施显著降低了我军的伤亡率。1950年，敌军每杀伤我方一名士兵，需发射约40至50发炮弹；而到了1952年，这一数字上升至平均每杀伤一人需发射660发炮弹。

志愿军在着手进行坑道工程构筑的过程中，面临着挖掘工具极度匮乏的困境。陈赓将军果断行动，一方面积极联络国内工业部门，寻求炸药和必需工具的供应，另一方面，他亲自组织志愿军部队开展自救。部队自行搭建小铁匠炉，从战场上搜集废弃的哑弹、弹片以及废旧金属，用以制作工具和设备，并将未引爆的炸药用于爆破作业。仅3兵团12军就建立了40余座铁匠炉，在短短8个月内，共制造出约1.6万件工具。

陈赓将军对志愿军部队的轮换作战及新部队的入朝情况，总是亲自予以详尽介绍。每当兵团司令员、军长等高级将领莅临志司，无论是干部的任命、调动还是离朝，他都会亲自接待并与之交谈。他对干部的关怀无微不至，同样也高度重视战士的培养工作。他强调：“当前，部队的训练相较于国内战争时期显得尤为重要，兵员的补充主要依赖于新入伍的农民，他们若要胜任战斗，就必须依靠严格的训练。”

坑道打通，志愿军战士会师。

在“三反”运动开展之际，陈赓严谨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深入基层进行详尽的调查研究，并始终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他坚信，对资产阶级进攻党的警惕是必要的，但同样应当信任那些从事经济工作的干部群体。他坚决反对单纯追求抓捕“老虎”而采取的凑数手段，坚持不冤枉任何一个无辜之人。当得知其原部队中的两位干部因被指控贪污两卡车黄金而遭受捆绑和殴打时，陈赓对此深感震惊，他难以置信他们会犯下如此耸人听闻的罪行。于是，他亲自下令重新彻查事实真相，以确保他们免受不公正的指责。

陈赓被誉为“乐天派将军”，以其善于集思广益而著称，与战友间的关系尤为和谐。无论面对何种艰难困苦的环境，他的乐观与幽默总能感染周围的人。他不沾烟酒，也不热衷于打牌或下棋，却喜欢与人交谈、讲笑话，以此活跃气氛。彭德怀将军偏好象棋，陈赓为了使彭总得以适当休息，便安排其他同志陪伴他下棋。若实在无人可派，陈赓便会亲自上场，与彭德怀对弈。尽管陈赓棋艺不精，往往几个回合便陷入困境，但他边下棋边开些轻松玩笑，引得彭德怀及众人欢笑不断。

“你们觉得是朝鲜的苹果更甜，还是我们祖国的苹果更甜？”演员们笑着回答：“都挺甜的。”陈赓则坚定地说：“不，我认为朝鲜的苹果更甜。因为这苹果中蕴含着朝鲜人民对我们的深厚情感。我们应该通过文艺手段，生动展现朝鲜人民对志愿军的爱戴和支持，以及他们英勇支援志愿军作战的感人事迹。若没有朝鲜人民的援助和朝鲜人民军的并肩作战，我们想要战胜敌人几乎是不可能的。”

1952年6月，陈赓肩负重任，受命归国，着手组建军事工程学院。在启程之际，他接连数日主持召开了多次会议，并与志司及兵团的领导们逐一进行了亲切的告别谈话。

13日，陈赓将军离开了志司。在其途径平壤期间，他荣幸地会见了金日成首相，并荣获朝鲜颁发的最高荣誉——一级自由独立勋章。陈赓将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所建树的赫赫战功，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