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梁效”（汤一介）

一、编写《林彪与孔孟之道》

1973年秋日，其时北大的党委布告王连友同道找咱们发言，他说：“清华的同道编了一份《林彪与孔孟之道》，毛主席看了，觉得欠好，他说找一些北大懂点孔孟之道的人列入，和清华一起来编写吧。”王连友同道说：“你们就和清华的同道一路编写吧！”对能列入毛主席要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我很庆幸，除了我对毛主席的有限崇拜以外，另有我小我私家的一些公心。这时候恰是在批评所谓“右倾回潮”，在北大天然又掀起了一次批评活动。我是其时北大哲学系教导革新小组的负责人，看看火又会烧到我身上，假如能到“梁效”，这场灾害或许能够躲过。

应毛主席之请，我参与组建了“清华北大两校大批评组”，负责编写《林彪与孔孟之道》。起初，参与编写的人数寥寥，主要负责搜集资料，我便是其中负责资料搜集的主要成员之一。资料经过多次修订，每修订一次便交由谢静宜和迟群审阅，并等待他们的修改指示。这份资料分为八个部分，在初步编成后，其中一部分因被认为不切实际，被要求重新编写。于是，谢静宜和迟群下令我带领周一良、孙静、陈羲仲等几位同事对这部分进行修订。其他人则转而撰写大批判文章，以协助《林彪与孔孟之道》的分卷编写。1974年1月，《林彪与孔孟之道》以“中共中心一号文件”的形式发布。鉴于我和周一良自始至终参与了该书的编写，我们被派往各单位进行讲解。我负责讲解理论性较强的前四部分，如“低廉甜头复礼”等；而周一良老师则负责讲解解释性较强的后四部分。当时，除了谢静宜和迟群指派我们在首都体育馆进行讲解外，我还应余秋里的邀请在军队进行讲解，应北京市委的邀请在北京市委党校进行讲解，似乎还在其他地方进行过讲解，具体细节已记不太清楚。大约到了这年的二三月，实际上“两校大批评组”分为了两个小组，一个小组主要负责编写资料，继续编写《林彪与孔孟之道》（资料之二）；另一个小组则负责撰写大批判文章。我主要在资料组工作，“资料之二”的基础内容即是所谓的“五七一工程记要”。这份资料在“大批评组”成立之前我们就已经看到了。在“两校大批评组”成立之前，江青曾召集一批在京学者（不仅限于北大、清华的教师）召开过两次座谈会，会上提到要批评林彪，这便涉及到了“五七一工程记要”，并传播了毛主席关于“评法批儒”的指导。这两次座谈会，我并未发言，而当时国民大学的王世敏在会上发表了非常长的讲话，江青对她的话表示非常满意，甚至当场称赞她为“女状元”。因此，在“两校大批评组”成立后，她和李家意、宗柏年成为了该小组的核心成员之一。

为了编写《林彪与孔孟之道》（资料之二），江青曾让我们到林彪居处毛家湾检察林彪的图书，当咱们进到林彪的藏书楼，使咱们吓一跳，林彪的藏书竟有七万多册，此中线装书异常多，在一些线装的中国经典上常有林彪的“批语”，我其时曾把他在《论语》上的批语过录到另外一本书上，当初我还保存着。咱们其时翻阅林彪的藏书，当然都是根据毛主席的指导，找一些所谓“阻挡社会主义”、“复辟资源主义”的话，并且每每也是顺着毛主席的思绪来加以歪曲。咱们以“五七一工程记要”为根底，再加上林彪藏书中的“批语”，东拼西凑，编成为了《林彪与孔孟之道》（资料之二），由谢静宜、迟群送了下来，当前就没有下文。“资料之二”编完以后，咱们这些编资料的人没有事可做了，因而也参加到写作组里。写作组的使命是：说明《林彪与孔孟之道》（资料之一），写“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的文章。文章多半是三两小我私家合写，然后由谢静宜、迟群核定后，往上送。文章签名除用“北大清华两校大批评组”外，另有一些笔名，用得至多的是“梁效”。

二、与江青的打仗图片

从1973年下半年起到1974年四届人大前，有两件事应该说一下，一是，大批评组成员曾两次侍从江青到天津，这是咱们和江青比来的打仗，因而对她有间接的理性意识。对于去天津的进程，其余同道都市写到，我只想写给我印象最深的事。咱们和江青一路在车上用餐，汪东兴虽也是中心政治局委员，但很像是江青的侍从，江青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我觉得很新鲜，但一想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而在咱们眼前常说她代表毛主席，并且给咱们讲一些若何发起“文明大革命”之类的事，来传扬她自己。我其时都信认为真，我想其余“梁效”成员也会信认为真。有一次，我不知为何提到“斯大林”，江青俄然大发脾性说：“不要提他，不要提他。”吓了我一跳，当前我在江青眼前不敢再措辞。到天津后，咱们并无和江青住在一栋屋子里，只是她召咱们去她住的处所，咱们才能去，去那边往往是和她一路看电影，我记得《出击》就是在天津看的。总之，江青给我的印象是“她真像一名很是专横的皇后”。另外一件事是，其时的中心政治局召见“梁效”成员（也另有几位非“梁效”成员列入）。

有一次是由列位政治局成员向咱们讲话，集会虽由周总理掌管，但江青却唱主角，她讲了很多毛主席讲的一些“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话，似乎有的处所仍是依据纸上写的资料念的。此次会使我印象最深的是邓小平同道的谈话，他此外甚么也没讲，只是讲“林彪其实不是什么常胜将军，也打过胜仗”。本日看来，邓小平实际上对甚么所谓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是有他的见解的，或许他已看出这旁边的题目地点。另一次调集咱们闭会，此次可能主如果“四人帮”和汪东兴等人列入，首要接头“评法批儒”。江青让我们谈话谈谈“儒家”和“法家”的分歧。我记得谈话的有田余庆、宁肯等等。我是比拟靠后才谈话，我说：“儒家和法家的分歧大概主如果两点，一是法家主意革新，而儒家则要保护旧轨制；二是法家主意进步，而儒家主意发展。”我说得很简单，起初传闻，江青觉得我的谈话很简要。但江青觉得很简要，这一方面解释，我在紧跟毛主席，失去了自我思索的才能；另外一方面也解释，我是在投合“四人帮”，失去了常识份子自力的品德。由于我实际上对儒、法两家都并无作甚么当真研讨。

1974年末召开“四届人大”前，有天“梁效”的一名成员告诉我，说北大广播站正在先容我，说我中选了“四届人大”代表。我其时也没听见是若何先容我的，起初传闻，由于对“评法批儒”的谈话很受江青的确定，如许当上了“四届人大”代表，其时我虽没有甚么喜出望外之感，但也认为本人还能够跟上理想的请求。“四届人大”正式闭会以前先开预备会。咱们都集合在车公庄的会堂里，等候领导人来接见和讲话。溘然江青等人来了，她看到了我，就说有事要找我，她就上了讲台，讲了一通，我甚么也没听见，不知她要找我干什么。

我赶忙找工作职员，他们曾经晓得。散会后，事情职员把我带到一间小会议室，江青和她的侍从职员，另有一些学者和艺术界人士在场，桌上摆着一些用封套套着的线装书，江青对咱们说了一通话，我已记不清了，最初江青指着那一堆线装书说：“这是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两种的影印大字本，你们大批评组去和本日的比较一下，加点正文，毛主席要。此外甲、乙本先后的部份也加点注。所加的正文都用朱红。”还分外对我说：“你集会就列入开幕式，其余会就不一定要参加了。归去你们就快做吧！”是以，我只参加了“四届人大”的开幕式就回“两校大批评组”了。归去后，我就向谢静宜、迟群和李家宽（其时“两校大批评组”的负责人，8341军宣队干部）报告请示。他们就赶快构造批评组的职员，如魏立功、吴小如、田余庆、周一良和我等人参加来做正文事情。咱们这些人写批评文章不大行，但做正文还比拟有点设施，分外传闻毛主席要看，就加倍踊跃认真地做，很怕出点谬误。起初传闻毛主席对咱们的正文事情很合意，当然咱们很庆幸，有点“受宠若惊”之感。这便是中国常识份子的悲伤了！图片

没多久，谢静宜、迟群来大批评组说，江青要来“看人人”，而且要听咱们讲《老子》，由于我是“研讨”中国哲学史的，就要我作预备。为此，我把已往咱们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编的带正文的《中国哲学史材料辑要》中的《老子》部份，每句都详加说明，有的以至译成口语，怕被江青问住。一日，江青带了一帮人（可能有汪东兴）来大批评组住的“北招”，这时候黉舍向导周培源、王连龙等和谢静宜、迟群也都来了。江青来后，她高声说：“我向你们问好，也代表毛主席向你们问好。”咱们当然也响应回覆：“江青同志好，毛主席好！”她说了一些话，我一句也没听清，由于我很严重，不知若何给她讲《老子》。溘然江青说：“谁给我讲《老子》？”我本来坐得离江青较远，只得走到她近处，带着大字本马王堆《老子》甲、乙本，打开来，因马王堆本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是以开端便是今本的三十八章。我刚开始讲了一句“上德不德，因此有德”，江青就讲开了，讲起她怎样读《老子》和许多与《老子》不相干的话，是以我真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觉得，我能够没事了。由于我总怕哪句话讲错了，惹上贫苦，以至能够下狱呀！图片

三、接收检察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抓起来，谢静宜、迟群也被抓起来，大批评组全部成员被集合起来，举行检察。在这一年半的检察时期，咱们每个人简直都频频作了屡次的查抄和讦发。首要要咱们交接和讦发的问题是：“四人帮”、谢静宜、迟群是若何反周总理的；咱们这些大批评组成员是若何接收“四人帮”的指导反总理的。当初我依然可以说，在大批评组中我历来没有听到“四人帮”或谢静宜、迟群说到过“周总理”。是以，在我的查抄中又陷入了和“文明大革命”开始时同样，当时聂元梓的校“文革”查抄咱们，要咱们交接若何阻挡毛主席；当初“梁效”专案组又要咱们交接若何阻挡周总理。而咱们这些墨客那边晓得中共中心下层之间的奋斗呀！在检察中，我徐徐懂得到“四人帮”确凿要阻挡周总理，同时我也想到这可能也是毛主席的意义。是以，在我的查抄中就再三解释，我和其余“梁效”成员确真实客观上赞助“四人帮”（假如严格地说应是“五人帮”），犯了阻挡周总理的紧张谬误，但我和许多“梁效”成员在客观上并无要阻挡周总理。对这点，我无意为本人辩护，就像“文明大革命”开始时说我阻挡毛主席同样是无奈为本人辩护清的同样。

在开端检察咱们的时间，我还能够告假回家。有一次，在我为是不是要违心肠抵赖本人在客观上便是要反周总理的极端忧?中，我真的想不清楚为何毛主席没有奉告咱们这是怎样一回事。我怎么能说清这一切题目肉体简直堕入溃逃当中这类情况下告假回家看看，想看看老婆咱们有二十五年配合生存魔难进程（她二十六岁就被划为左派，而我自1957年反右奋斗后，历次活动都受到批评）；想看看孩子们，不知他们往后若何渡过终身由于他们在1977年复原高考时都考得很好，但因缘故原由没有黉舍登科他们）。我想着看过他们当前，回“梁效”集中地经由未名湖，不如跳入湖中，了此一刚巧孙长江同道来我家，他对我说工作总要已往的，不要交接便是下狱也没什么日夕能够预备点换洗衣服，一定要挺住咱们办事时候还长着呢！”听了孙长江同道的话异常激动，打消了他杀动机列入批评不论其时各种主观缘故原由不论是毛主席指导让我们列入的，但我本人不克不及谅解本人请求他人懂得“梁效”同人的处境本人应当严格谴责本人恰是我在开始时思量回避所谓出击右倾翻案被迫进入恰是投合江青传播的毛主席对于指导，而作了被江青确定谈话恰是我在批邓开始时由于缧绁之灾，而没有听孙长江的话，毅然脱离批评组。这都了然我作为中国常识份子的软弱性。三十多年来，中国常识份子种种政治活动中始终是批评工具，绝大多数人都失去了判别黑白才能，而以魁首黑白黑白；绝大多数人都失去了“自我”，而异化成为魁首的“应声虫向导咱们天主咱们无心造出来的“大神研讨中国哲学史的，在中国历史上绝大多半“士人”都是依附于天子的，这个传统始终延续到像我如许当代常识份子身上。毛主席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从作为政治魁首说，他说出他想说的话然则中国历史上另有极少数节气的士医生他们能够抗衡皇权抗衡世俗风行观点。孟子可以说“以德抗位”，陶渊明能够“不为五斗米折腰”，李贽能够“不以孔子黑白黑白”，而我把中国常识份子的这些难得的美德全都丢掉了。对这些，想起来非常忸捏，愧对那些前人悲伤。但这也经验了我，1978年后，我渐渐地有了一些觉醒，到80年代初可以说较为彻底觉醒统统应根据本人知己”，不再说愿意的话不论是谁说的，我都得用本人脑子来问一问是不是正当是不是事理？我再不崇敬任何政治魁首人物，找回“自我复原发挥常识份子节气，不再向谬误谬误的那些带有欺骗性的言行让步。